“感谢您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若要选出20世纪最能代表美国的一样物件给后人，您会选择什么呢？”

1999年的最后一天，时为美国的希拉里·克林顿向总统奖和国会金质奖章的获得者们发出邀请，封存“国家千禧年时间胶囊”成了20世纪剧终的最终谢幕。晶体管、人造心脏、康宁锅、《愤怒的葡萄》、广岛上空的蘑菇云照片……各式庞杂的物什轮番登场，年过八旬的莫里斯·希勒曼，小心翼翼地将一个封装了几只玻璃瓶的塑料块埋藏其中。

疫苗，是他遴选出的时代文明。相较于100年前，那几只玻璃瓶，将人类寿命延长了30年。

腮腺炎、麻疹、风疹、水痘、脑膜炎、肺炎、甲肝……这些曾在公卫史上肆虐良久的疾病，都因希勒曼研制的疫苗，停下了无情的掠杀，而抗击病毒的过程，远非我们想得那么容易。幼年丧母、儿时侥幸“躲过死神”的希勒曼，是最多产的疫苗发明者，在美国获批的疫苗清单中，以他名字作署名的，占据了半壁江山。

他曾带领全人类首次预测出全球大流行，在默沙东工作的四十七年，籍籍无名地带领团队研发出四十余种疫苗。然而推广之路道阻且长，反疫苗人士、人身伤害律师、偶尔不负责的媒体，都让工作的推进困难重重。即便是到了晚年，他也因一篇缺乏论据论文被推上风口浪尖， 甚至在79岁的高龄，收到死亡威胁。

他不在乎名望，只是想挽救孩子的生命。而他给予我们的馈赠，早就以疫苗的方式，留在每个孩子体内。

今天，第八期「翻翻书·写写字」的征集就为大家带来这部公共卫生纪实作品《疫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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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奥菲特（Paul A.Offit），医学博士，是专门研究传染病的儿科医生，是疫苗、免疫学和病毒学专家，还是一种轮状病毒疫苗的共同发明人之一。

他是莫里斯·R·希勒曼疫苗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儿科教授、费城儿童医院疫苗教育中心主任。目前，作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疫苗工作组的成员，正在为抗击新冠肺炎而工作。他也是FDA疫苗和相关生物产品咨询委员会的成员，美国疾控中心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作为疫苗领域的专家，他获得了许多奖项，包括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J.Edmund Bradley儿科卓越奖；美国传染病学会疫苗开发青年研究员奖；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颁发的研究职业发展奖。

莫里斯·希勒曼是现代医学史上一位英雄般的传奇人物。全球14种几乎每个孩子都能接种的疫苗中，有9种是他的发明。这些疫苗使得以前极其常见和致命的疾病，包括腮腺炎、风疹、麻疹、水痘等已被全世界遗忘，他也因此被尊为“现代疫苗之父”。

此外，他还是第一个预测出流感大流行的时间的人，并在疫情传入美国之前成功研发出了疫苗；美国医学研究人员能得的所有大奖，他全都得过了；他的工作，每年能挽救约800万人的生命。而因为疫苗的诞生，人类的寿命比100年前延长了30年。

希勒曼以不断进取的精神，一次次突破科学障碍研制疫苗。他的一生，是现代流行病学和疫苗学的缩影，而疫苗的故事，很大程度上就是希勒曼的故事。

奥菲特与希勒曼共同发明了轮状病毒疫苗，在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最后几个月里深入了解了他的生活和职业生涯。作者生动地讲述了希勒曼研发各种疫苗的细节，也以此为基础介绍了全球背景下的疫苗开发，勾勒出了200多年来的公共卫生史，在展示流行病学的得失的同时，也以有力的证据提醒人们重视疫苗的价值以及科学所拥有的拯救生命、保护人类福祉的力量。

本书是对公共卫生与私营药业之间相交地带的一次极具启发性的考察，以编年史的方式展现了一个异常顽强的人的能力，这个人拯救的生命也许比历史上其他任何科学家都多。

“奥菲特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窗口去了解疫苗走到现今时代的关键科学进步……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奥菲特引入了有趣的视角呈现了那个时代的特质。”

1957年的大流感结束后，莫里斯·希勒曼离开沃尔特·里德研究所加入默沙东研究实验室，担任病毒与细胞生物学主任。希勒曼在默沙东给自己设下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目标——他想预防所有会危及儿童健康或性命的病毒类和细菌类常见疾病。接下来的30年间，希勒曼发明并试验了超过20种疫苗。并非每一种都奏效，但是他已经无限接近了自己的目标。

1963年3月23日凌晨1点，五岁的杰里尔·林恩·希勒曼被一阵喉痛弄醒。她有着一双清澈的蓝眼睛，留着可爱的小精灵似的短发。杰里尔蹑手蹑脚地来到了爸爸的房间，站在床尾，轻声叫道：“爸爸。”希勒曼猛地惊醒，起身下床。身高六英尺一英寸的他弯下腰，轻柔地抚摸女儿的脸颊。在脸颊靠近下颌线的地方，他摸到了一个肿块。杰里尔痛得小脸一抽。

此时的希勒曼是个单亲爸爸。就在四个月前，他的妻子西尔玛死于乳腺癌。“（西尔玛）是卡斯特县高中最漂亮的姑娘。”希勒曼回忆道，“1944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在迈尔斯城结婚。我们的蜜月就是乘火车从迈尔斯城回芝加哥大学。她得了乳腺癌以后，病情迅速恶化。那时候的化疗手段还很原始。我白天上班，晚上在费城的医院里整夜陪护。”

希勒曼当下并不清楚女儿是什么情况，但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的床边摆着一本《默沙东家庭诊疗手册》（The Merck Manual），书中包含了各种简明扼要的医学信息。他翻阅手册，很快找到了答案。“天哪，你得了腮腺炎。”希勒曼接下来的举动并不是爸爸们的常规操作。他穿过过道，敲开了管家的门，告诉她自己要离开一会儿，然后回到卧室，把女儿重新抱回小床。“爸爸要出去一小时。”他说。“爸爸你去哪儿？”杰里尔问。“去公司，不会很久。”希勒曼驱车15英里去了公司，进到实验室，好一阵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棉签和一小瓶淡黄色的营养液。等他回到家，杰里尔已经睡着了。他轻触杰里尔的肩膀，把她叫醒，用棉签擦拭她的咽喉，然后把棉签插入营养液中。希勒曼安抚完女儿，又折回公司，把营养液小瓶放进实验室的冰箱里，再开车回家。

在大多数家长的眼里，腮腺炎只是轻症，很快会痊愈。但是，希勒曼了解得更多。他害怕腮腺炎可能对女儿造成更大的危害。

20世纪60年代，美国每年有100万人感染腮腺炎病毒。这种病毒通常感染位于耳垂前侧的腮腺，得病的孩子因此看起来像花栗鼠。但是，病毒有时也会感染脑膜和脊髓，造成脑膜炎、癫痫、瘫痪和失聪。这还不是全部。病毒还会感染男性的睾丸，造成不育，感染孕妇，造成新生儿先天缺陷和死胎；还有可能感染胰腺，引起糖尿病。现在杰里尔已经得了腮腺炎，希勒曼知道为时已晚，但是他依然想要找到方法预防这一疾病。他决定利用女儿体内的病毒。

正如他在流感病毒的工作中所做的那样，希勒曼想到了鸡。当他回到实验室后，他将含有杰里尔的腮腺炎病毒的营养液注入了一颗受精蛋，蛋的中心是一只未出生的小鸡。接下去的几天，病毒在鸡胚周围的胚膜中生长。然后，希勒曼把病毒提取出来，注入另一颗受精蛋。如法炮制了几次后，他做了另一种尝试——从一只已经孵了12天的鸡蛋里取出胶状的深棕色鸡胚。通常来说，鸡蛋孵出小鸡需要三周的时间，所以此时胚胎还很小，大约只有一茶匙盐的重量。希勒曼切下了小鸡胚胎的头部，用剪刀剪碎身体部分，再用一种强力酶进行处理，看着鸡胚溶解成一摊细胞浆，希勒曼把浆液装入了烧瓶。（细胞是人体内能够独立运作的最小单位。人体器官由数十亿个细胞组成。）鸡细胞很快复制出来，覆满底部。希勒曼将从杰里尔·林恩咽喉提取出来的腮腺炎病毒注入装有鸡细胞的烧瓶，再从一个烧瓶倒进另一个烧瓶，他观察到病毒每经过一道烧瓶，破坏鸡细胞的能力就越强。同样的操作他重复了五次。

希勒曼推断，从他女儿体内提取的病毒越适应在鸡细胞里生长，在人体细胞内生长的能力就越弱。换言之，希勒曼正在弱化病毒。他希望弱化后的腮腺炎病毒能在儿童的体内生长良好，从而诱发出人体的保护性免疫，但又不至于生长得太好，让孩子病倒。当希勒曼判断病毒已经足够弱时，便向两位朋友寻求帮助：罗伯特·威贝尔和小约瑟夫·斯托克斯。威贝尔是费城哈弗敦区（Havertown）的一名儿科医生，斯托克斯是费城儿童医院的儿科主任。斯托克斯、威贝尔和希勒曼随后一起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稀松平常，放到如今却令人发指——他们要在智障儿童身上测试他们的实验性腮腺炎疫苗。

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50年代、60年代，科学家经常在智障儿童身上测试疫苗。匹兹堡郊外有一所波克州立学校（Polk State School），乔纳斯·索尔克曾经在那里对智障儿童进行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早期准备测试。在索尔克进行试验时，从没有受到任何来自政府、公众或媒体的反对。因为所有人都在这么做。比如，制药公司立达实验室（Lederle Laboratories）的科学家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将他的实验性脊髓灰质炎活疫苗掺进了巧克力牛奶中，喂给加州佩塔卢马（Petaluma）的数名智障儿童；波士顿儿童医院的一个研究团队在智障儿童身上测试了一种实验性的麻疹疫苗。

如今，我们把用智障儿童做研究视为骇人听闻的事。我们假设，科学家把智障儿童当作用完即弃的试验品，用来测试可能不安全的实验性疫苗。然而，智障儿童并不是唯一最早接种实验性疫苗的群体，研究人员也给自己的孩子注射这种疫苗。1934年7月，就在费城坦普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约翰·科尔默得知自己命运多舛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意外导致儿童瘫痪和死亡的前一年，他给自己15岁和11岁的两个儿子接种了脊髓灰质炎疫苗。1953年春天，乔纳斯·索尔克给自己、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都注射了一种实验性脊髓灰质炎疫苗，和他给波克州立学校的智障儿童注射的疫苗一模一样。

索尔克对自己的疫苗非常有信心，希望自己的孩子第一批接种。“勇气源于自信，而非一味的大胆。”他说。据他的妻子唐娜回忆：“孩子们在厨房里排队接种疫苗。我觉得这再自然不过，我对乔纳斯有百分百的信心。”

希勒曼的二女儿柯尔斯滕也是第一批接种了希勒曼的实验性腮腺炎疫苗的儿童之一。（希勒曼于1963年末再婚。）

研究人员为何同时给智障儿童和自己的孩子注射实验性疫苗？如何解释这两个看似互相矛盾的做法呢？原因就是：智障儿童比一般的孩子感染和死于传染病的风险更高，因为他们被关在智障儿童收容机构，那里卫生条件差、护理疏忽、空间不够。生活在大型集体之家的智障儿童比普通孩子更容易患上严重的传染病，有时甚至是致命的。用智障儿童测试疫苗并非因为他们更轻贱更好用，而是因为他们更容易得病。

多年后，莫里斯·希勒曼依然毫不后悔当初在智障儿童身上测试腮腺炎疫苗的决定。“不论智力好坏，大多数孩子都会得腮腺炎。”他说，“我的疫苗可以保护所有的孩子不受这种疾病的侵害。为什么智障儿童就要被剥夺这种机会呢？人们普遍认为智障儿童更无助，但是这些孩子对于打针的意义的理解以及参加试验的意愿方面，与健康的婴幼儿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智障儿童的监护人往往是州政府，他们的权利保护人不是自己的父母。我觉得总体而言，州政府在保护智障儿童权利方面做得还不错，但是虐待现象依然存在。那些虐待事件最终改变了我们对于在智障儿童当中开展试验的看法。”希勒曼指的是威洛布鲁克事件。

威洛布鲁克州立学校（The Willowbrook State School）始建于1938年。纽约州议会在斯塔滕岛购买了375英亩的土地，并授权建造一所照顾智障儿童的机构。1942年，工程竣工。威洛布鲁克居住着全纽约州护理体系内智障和残疾程度最严重、最孤立无援的人。虽然学校原本设计容纳3000人，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居住人数已经达到约5000人。威洛布鲁克的校长杰克·哈蒙德这样描述了学校地狱般的中世纪式生活条件：“白天，病人醒着的时候待在日间房。他们会挤在一起，互相攻击，搞得浑身脏兮兮，而且会自虐自残，弄坏自己的衣服。到了晚上，因为空间不够，必须把床全都拼在一起才睡得下所有病人，许多宿舍都是这样。这么一来，只剩下一条细窄的走廊，必须爬过好多张床才够得着孩子。”

员工人数少，培训不到位，再加上居住人数大大超限，以致威洛布鲁克发生了一系列悲剧。1965年，由于一名十几岁的护理员看管不力，一名42岁的病人在淋浴时被烫伤，竟伤重而死。几个月后，一个10岁男孩在同一间浴室遭遇了相同的命运。同年，一个12岁男孩因为约束装置松动而被装置缠住颈部，死于窒息。接下来的一个月，一名病人打中了另一人的喉咙，致其死亡。年底，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突然造访威洛布鲁克。眼前的情景令他大为震惊。他将威洛布鲁克称作“新蛇穴”，并且说这里的设施“还不如动物园里关动物的笼子舒适愉悦”。肯尼迪的造访推动了几项改革，但是持续时间短，力度也不够。几年后，纽约的WABC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名为《威洛布鲁克：最后的耻辱》的纪录片，曝光了威洛布鲁克的不堪。之后，立法机关才终于着手进行了实质性改革。这一新闻的报道者正是当时刚加入这家电视台不久的29岁记者杰拉尔多·里维拉。

除了虐待和疏于看管，威洛布鲁克的过度拥挤、卫生条件极差、人手不足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许多传染病的大肆传播，如麻疹、流感、志贺菌病，以及由肠道寄生虫引起的各类传染病。然而，危害最大的传染病要数肝炎。为了控制肝炎的暴发，威洛布鲁克的医护人员咨询了纽约市贝尔维尤医院的传染病专家索尔·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发现，90%的孩子在入住威洛布鲁克后不久便会染上肝炎。虽然已知肝炎是由病毒引起的，但是，肝炎病毒是如何传播的、是否可以预防、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病毒引起了肝炎，当时都尚未可知。克鲁格曼选择利用威洛布鲁克的孩子们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在他的一项研究中，克鲁格曼给60个健康的孩子喂食了活肝炎病毒，看着他们的皮肤和眼睛变黄，肝脏逐渐肿大，看着他们呕吐、失去食欲。所有吃了活肝炎病毒的孩子都得了病，部分人病情严重。克鲁格曼认为，给威洛布鲁克的智障儿童喂食肝炎病毒是合理的，因为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无论如何都是会染上肝炎的。但是，他的故意操作使得孩子们患上肝炎的几率提高到了100%。“那是美国历史上对儿童进行的最不道德的医学实验。”希勒曼说。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的主任阿特·卡普兰对此表示认同。“在威洛布鲁克所做的这些研究是一个转折点，让我们对于在智障儿童当中开展医学实验产生了不同的思考。”他说，“吃下肝炎病毒的孩子在此过程中不会受益，只会受害。”

卡普兰认为，公众对于用智障儿童做实验的态度发生转变，威洛布鲁克并非唯一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初，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有意研究人体是如何从食物中吸收铁、钙和其他矿物质的。他们选择了沃尔特·E.费纳德学校（Walter E.Fernald School），这是一所残障儿童学校，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Waltham），距离波士顿约12英里。费纳德的情况远没有威洛布鲁克的那么惨无人道。和威洛布鲁克不同的是，这里设有一个青少年科学俱乐部。俱乐部的成员日后将参加一项试验，为使用智障儿童做研究彻底画下句号。

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和桂格燕麦公司的资助下，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给孩子们喂食了含有少量放射性钴的早餐。他们想要确定，桂格燕麦产品中所含的矿物质是否会以不同于或者可能优于其他早餐食品中矿物质的方式在人体内移动。虽然辐射暴露量很小，只有约300毫雷姆，比高海拔地区（诸如丹佛）居民的年辐射暴露量还要小，但是吃了放射性食物的孩子同样不可能从实验中获益。

因为在威洛布鲁克和费纳德开展的这些研究，现在，医学研究人员再也没有用智障儿童做他们无法从中获益的研究了，也没有用智障儿童做他们可能从中获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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