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春天，美国特拉华州，温特图尔博物馆的梅丽莎·泰登（Melissa Tedone）博士，从图书馆里借出了一本1857年出版的老书。它是一本家居装饰指南，书名叫《乡村田园装饰——给有品位的家》（Rustic adornments for homes of taste

那本书很漂亮，虽然已走过一个多世纪，外表还保持着鲜亮的绿色，与烫金的字体和花纹相映生辉。作为即将在温特图尔艺术馆展出的藏品之一，即便书脊和书衣都要掉了，缝线也断了，它夺目的色彩依然让人印象深刻。

而泰登博士的任务，就是在展览开幕前把书修复起来。在显微镜下，她看到书衣上附着了黑色的蜡状物，试着用柔软的豪猪羽毛笔轻轻拂去，却发现刷毛经过的地方有薄屑脱落。在旁人看来这可能没什么稀奇，但泰登博士非常惊讶，她开始怀疑这书衣是用颜料（pigment）着色，而不是用染料（dye）。

颜料和染料都是着色剂，只是染料通常可溶，而颜料难溶，会以颗粒的形式悬浮于液体之中。假如书衣是用颜料着色，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那涂层的凝聚力不强，哪怕只是来自羽毛笔最轻柔的碰触，也足以带走一抹色彩。

但要说到颜料，特别是绿色颜料，泰登博士不免想起：那本书诞生在19世纪，正是某些鲜艳而有毒的绿色颜料最为风靡的时代。这让她开始担心，100多年后遇上旧时绿皮书的自己，难道还在经受从前那场“时尚潮流”的荼毒？

绿色，大概是自然界最不缺少的颜色。可是，想让这无处不在的绿色直接变成颜料或染料，为人类所用，一点都不容易。人们从植物中提取的绿色常常很不稳定，起初青翠欲滴，不久就会变成暗淡的棕色。

从植物成分中难以收集到稳定的绿色，人类必然把更多的目光投向矿物。比如，古埃及人将孔雀石开采出来，研磨后当做绿色颜料，用在一些法老墓葬墙壁的绘画当中，最早可追溯到第四王朝（公元前2613-公元前2494）时期。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依然有不少艺术家在用孔雀石颜料作画。孔雀石的主要成分是碱式碳酸铜，在油画和蛋彩画中都可以长久保有原本的色彩。

自孔雀石以来，许多含铜的颜料，都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绿色。不过，它们中的大多数，名气可能都不及1775年诞生的舍勒绿（Scheeles Green）。

1775年，一位名叫卡尔·舍勒（Karl Scheele）的化学家，在加热的碳酸钠溶液中，缓慢加入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得到亚砷酸钠；又将亚砷酸钠溶液倒入硫酸铜溶液，得到了亚砷酸铜沉淀。这就是舍勒绿，它色彩明丽而不易褪色，且生产成本低廉，面市后很快成为了明星产品，让其他绿色颜料备受冷落。

这种颜料不止活跃在艺术家的画布上，也开始进入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家里的墙纸、身上穿的衣服，以及孩子的玩具，都成为了舍勒绿着色的对象。有时它还被当做一种食用色素，加进糖果里面。虽然，在那之前的中世纪，已经有人将三氧化二砷用作杀人毒药，但19世纪的普通人对砷化合物的毒性还没有广泛的认知。

当人们发现，舍勒绿遇到硫化物会变黑，他们甚至还想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更加耐用的绿色颜料。1814年，两位德国化学家改进舍勒的配方，利用三氧化二砷和醋酸铜，得到了醋酸亚砷酸铜沉淀，也叫“翡翠绿”。这亮眼的新颜料诞生之后，又沿着舍勒绿走过的路，得到许多画家的宠爱，并大举入侵普通人的生活。后来，它还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巴黎绿”（Paris Green）。

舍勒绿和巴黎绿，都引领过维多利亚时代的色彩潮流。在这些含砷颜料流行开来的同时，与之相关的中毒事件也越来越多。

日常接触这些颜料最多的人，大概要数负责为商品上色的工人。1861年，一位19岁的女孩去世，她生前就在伦敦的一间工厂里，用含砷的绿色粉末给人造花着色。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她的指甲和眼白都是绿色的。尸检发现，她的胃里有砷，肝脏和肺部也出现了砷。

而当富含砷的商品走出工厂，消费者就可能成为砷的下一个受害人。1862年的伦敦，在一户姓特纳的人家，父母接连失去了三个小孩，一个活着的女儿也身染重疾。原本，医生依据症状认为孩子们得的是白喉，这种呼吸道传染病当年很常见。但奇怪的是，常与那几个小孩接触的其他人不曾染上同样的病。再者，特纳家和所在的社区排水与通风情况良好，没有发现严重的卫生隐患。最后，医生终于怀疑到了患者家里的绿色壁纸。

不久，那个病重的小孩也去世了。有化学家对她的组织样本进行检测之后，认为砷中毒可能是真正的死亡原因。

从此以后，许多相似的事件让人们逐渐相信，那些含砷的绿色颜料是有害的，即便人们不去刻意碰触，从中脱落的颗粒也会飘到空气里，假如被人类大量吸入，就有可能造成身体不适，比如出现头晕或腹泻等等症状。而且，孩子和老人若长期暴露在含砷的环境当中，可能比健康的成年人更加脆弱。

后来，舍勒绿和巴黎绿逐渐被弃用。如今，应该很难在谁家的绿色墙纸里找到这两种颜料了。不过，从维多利亚时代留存下来的一些物品，可能还保持着当年的颜色，或是毒性。比如，开头提到的那本书……

其实，梅丽莎·泰登博士会对一本19世纪的书产生怀疑，不只是因为她轻易从书衣上刮下了绿色碎屑。除此之外她还想起，自己曾经在一本近年出版的书里看到过维多利亚时代的绿色壁纸图案，和自己正在修复的旧书书衣颜色十分相近。

泰登博士大胆猜测，书衣上用到的颜料就是巴黎绿。为了证实自己的怀疑，她求助了同在温特图尔博物馆工作的研究员罗西·格雷伯恩（Rosie Grayburn）。格雷伯恩先用X射线荧光光谱法（XRF）分析了绿色书衣中的元素，发现铜和砷存在，而且含量不低。

不过，XRF也只能确定样品的元素组成，至于那些元素在一起组成了怎样的分子，还需要进一步测定。格雷伯恩利用拉曼光谱来研究分子结构，当激光打在每一种分子上，会获得一个独特的散射光谱，就像独一无二的“指纹”一样，把它和其他的分子区别开来。这种方法让科学家确认了，那本书表面的颜料正是醋酸亚砷酸铜——巴黎绿。

虽然自己的想法得到了印证，但泰登博士仍然大为震撼：“我知道以前的壁纸里会有含砷颜料，我也知道一些书里的插图会用到含砷颜料，但想不到这种有毒的东西把封面都覆盖了，你捧着书读的时候就会碰到。”

不止如此，泰登和格雷伯恩还发现，这书衣上每平方厘米含有1.42毫克的砷。而如果不加治疗，成年人砷中毒的致死剂量是100毫克。泰登博士认为，自己只是对那本书做了一些简单的处理，或许不会造成重大的伤害，但如果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接触含砷颜料的机会更多，就会面临更大的风险。

长期暴露于无机砷，可能引发许多健康问题，如皮肤损伤、周围神经病变等等。还有部分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肝脏疾病，甚至一些脏器中的癌症，也和无机砷有关。

于是，两位研究者决定发起“毒书计划”，希望从19世纪的旧书中找到更多可能危害人体的书，并将它们编目。仅在温特图尔图书馆中，她们就检测到了9本“有毒”的藏书，其中有4本还是在不同图书馆之间流通的书。而在费城图书馆公司（Library Company of Philadelphia），全美最古老的一座图书馆，她们又找到28本含有巴黎绿的老书。

到目前为止，泰登和格雷伯恩已经发现了92本封面用巴黎绿上色的书。她们还四处分发“比色”书签，帮助人们辨别哪些颜色更像是19世纪的巴黎绿。每当发现怀疑对象，研究者还是像最初那样，先用XRF检测元素，假如发现可疑元素再用拉曼光谱进一步确认。

当然，识别出有毒的书，只是计划中的一步，更重要的是减少那些书对人的伤害。格雷伯恩说，如果砷渗入手部皮肤，可能会有危险，如果从嘴里吃进去或是从呼吸道进入体内，就尤其危险。“毒书计划”为需要接触毒书的人们，列出了一些注意事项：

操作前，配戴好丁腈手套，以及N95口罩。操作时，避免进食、饮水和吸烟，不让手上的物质接触到脸；操作后要洗手。另外，不要在柔软的表面（如沙发上）进行操作，应当把毒书放在桌子等坚硬的表面，操作结束之后也要用湿布擦拭放过书的表面，清除残留的有毒颗粒。

当然，一种更幸运也更方便的情况是，永远都不碰到这些毒书。虽然，那些拥有19世纪中叶藏书的图书馆里，大多会有几本鲜艳的绿皮书，但普通人或许很难遇到。另外，又不是每一本来自19世纪的绿皮书，都用了含砷颜料来着色。

法国学者米歇尔·帕斯图罗(MichelPastoureau)在他的书《绿色的历史》(Green:TheHistoryofaColor)中重申了颜色的地位与意义是由社会给予的这一观点，在他看来，之所以在古希腊文字中缺少对蓝色和绿色的描述，是因为这两种颜色在当时不受重视，属于“二等颜色”，而不是因为古希腊人眼睛有什么缺陷。

帕斯图罗是法国高教机构巴黎高等研究应用学院的历史学家，对欧洲历史上的颜色、符号和纹章等有深入的研究，《绿色的历史》是他“颜色系列”专著的第三部，在这之前他已经出版了《黑色的历史》和《蓝色的历史》，计划中还将出版有关红色和黄色的历史研究。《绿色的历史》和前两部作品一样，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把绿色在欧洲各个时期的文化意义逐一进行论述，阅读此书可以让人学到许多新的知识，也肯定会推翻了不少过时的看法。

对颜色的运用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帕斯图罗的研究素材也非常丰富，除了文字之外，还包括绘画、雕塑、服饰、纹章、彩绘玻璃、甚至体育活动，另一方面他还认为颜色的文化内涵离不开人们对颜色构成的理解，比如说绿色在光谱中的位置，以及绿色颜料的来源、染色和绘画中采用何种绿色颜料等等，因此颜料的制作工艺和质量将会影响当时社会对颜色的好恶观感。

现代社会中，绿色是一种备受青睐的色彩，和环境保护、身心安宁、健康卫生等联系在一起，有时候人们会通过和绿色挂钩的办法宣示自己的立场。英国保守党的党徽原来是以红蓝两色画出的一只举着火炬的手，卡梅伦10年前当选为保守党领袖之后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党徽改成了一棵树：在蓝色的树干之上，是大片用涂抹方式画出的树叶。卡梅伦希望用这个新党徽来宣示保守党的“绿色”立场，暗示在他的领导下，保守党将是一个适应新时代、关心环境生态的政党。

然而帕斯图罗的研究发现，绿色并不总是具有这些象征意义，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直至现代，绿色的意义曾经发生了多次改变，从被忽略到流行、从代表青春浪漫到成为魔鬼的颜色、从“二等颜色”到成为政治宠儿，经历了多次起伏，从中可以看出政治、文化、宗教和科技上的发展变迁。

与古希腊语缺乏对绿色的描述相比，在古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中，出现了许多和绿色相关的词汇，不过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绿色还是一种“野蛮人”、特别是北方日耳曼人联系在一起的颜色。绿色在服饰和其它日用品上也非常少见，帕斯图罗认为这也许和罗马人在绿色染制工艺上比较落后有关。到罗马帝国时期，色彩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日渐丰富，绿色也和紫色、粉色和蓝色一起，成为“新兴”色彩，这些被视为是“轻佻”的颜色，与“庄重”的传统色：白色、红色、黄色、黑色等形成对比。罗马皇帝尼禄(Nero)是一个例外：他特别钟爱绿色，从衣着、宫廷装饰到收集的宝石，甚至包括饮食，绿色都是其主色调。尼禄一直被后人描绘为性格乖张无常，这似乎加强了把绿色看作是一种“不稳定”颜色的看法。

帕斯图罗对古罗马战车比赛的观察十分有趣。这是一项当时很流行的观赏体育运动，每辆战车都代表一个团队出赛，每一团队都有自己的标志色，早期曾经有超过四支队伍参赛，到了帝国后期就只有两支团队：“蓝队”代表元老院和贵族，“绿队”代表平民。在赛马场上，颜色成了身份归属的象征，历代罗马皇帝大部分是“蓝队”的支持者，但也有一些例外，尼禄就是其中之一。

绿色的文化内涵在中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剧烈的变动。一开始绿色地位得到提高，绿色出现在了彩绘玻璃和装饰品上，在日耳曼地区尤其显著，例如被德国和法国同时认为是自己第一个皇帝的查理曼大帝，就对绿色十分钟爱。后来绿色地位曾上升到成为“高贵之爱”的象征，然而到了中世纪的后期，绿色却又和传说中的撒旦与魔鬼联系在了一起。

帕斯图罗认为，中世纪社会对“果园”(orchard)的热爱，大大提升了绿色的文化地位。“果园”一般是一个被围墙围起来的花园，但其中必须有成片的绿地和果树，中央是一个喷泉。每当春天来临，在这个充满绿色的果园内，人们既能休憩愉悦、又能冥想期待。植物和春天都和绿色产生了联系，这种联系在中世纪中期渐渐演化为把绿色看作是青春、爱情、期待的象征，代表汇集了诚恳、忠诚、典雅、慷慨、勇气等多种美德的“高贵之爱”，难怪那时候的骑士们都愿意给自己或座骑披上绿色的袍子。帕斯图罗对伦敦国家美术馆收藏的著名油画《阿诺芬尼的婚礼》(TheArnolfiniWedding)进行了分析，此画作于1434年左右，画面上一对年轻男女手牵手站在一间卧室内。这幅画展示的故事内容不详，有过多种分析，特别是画中女士左手抚着自己微隆的腹部，让人猜测她已经怀孕。帕斯图罗指出画中有两个线索：第一个是背景中床架上刻着的保佑怀孕妇女的圣玛格丽特雕像，第二个是画中女士身着的绿色长袍，在中世纪中期，年轻女性身穿绿色衣服，象征着“等待喜事的降临”，到中世纪后期就更为明确地与环孕联系在了一起。从这两个线索看，这位女士无疑已经怀孕。

正当它的文化地位日渐上升之时，在中世纪末期，绿色却出现了“性格分裂”：一方面代表了愉悦、美丽和希望，另一方面又与撒旦、魔鬼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一时期的绘画中出现的许多凶恶的怪兽，如鳄鱼、鲸鱼、喷火龙等等，大都呈现为绿色和黄色，而文艺作品中的巫婆也往往身着绿色。

帕斯图罗没有为这一现象提供解释，只是说也许与中世纪绿色染料的不稳定有关，这可能是让绿色无法成为一种“正统”颜色的原因之一。在《绿色的历史》一书中，他一直强调绿色在不同时期的文化地位往往和当时的颜料制作和染制工艺有关。在古代，最早被采用的绿色染料主要来自铜绿和孔雀石，后来人们发现可以通过混合蓝色与黄色颜料来制作绿色颜料，但是中世纪僵化的行会制度不允许同一家染坊经营多种颜色，加上许多画家对蓝黄两色混合的抗拒，让绿色难以成为一种占据主流地位的颜色。即使到了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绿色在光谱上位于蓝色和黄色之间的事实已经被发现，在颜色的“地位”上，绿色依然低于蓝色，原因之一是当时发现了普鲁士蓝和美洲靛青，这两种高效的染料让蓝色大行其道，占据了主导地位。

绿色文化地位的再次爬升，是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的。由于都市化的发展，城市居民对绿色所代表的乡村、自然和植物的渴望越来越强，于是绿色与健康和卫生的关系慢慢地建立了起来，成为生命、活力、康复的象征。近几十年来，绿色的文化地位越来越高，它所代表的美德除了健康卫生之外，还延伸到了公民参与、社会责任和符合伦理的生活方式等，可以说在二十一世纪，绿色的文化地位终于达到了顶峰，这就难怪英国保守党也要把自己“染绿”了。

在《绿色的历史》一书中，帕斯图罗明确地把研究范围局限在欧洲。但是联想到中国历史，绿色的文化地位不也是在不断变化中吗？唐代规定七品官以下穿绿服，即所谓的“青衫”，由此可见当时绿色地位的地下，在明清时代，“绿头巾”、“绿帽子”是卖淫者的别称。汉语中还有“绿林大盗”一说，把绿色和盗贼联系在一起。当然绿色也并非一概贬义，汉语中“青春”一词本身就是以代表自然、春天的绿色来形容旺盛的生命力。

有毒不是文学措辞，而是当时这种颜料采用的矿物粉末作为物质自身的性质具有强烈毒性。

他说的应该是工艺上的意思吧。你把思想上的意思代替上去。当然会觉得为什么。

所以你会发现越古老的画，颜色越少。而且某些颜色非常少用。这不是颜色意义不好。而是他们买不起也调不出这些色。（具体哪个时期哪个颜色稀缺得查资料，我只知道大概情况是这样）

决定同一时期人们对于绿色喜好变化的可能是当时社会对于非人自然界生命的态度。而达芬奇所在时代的欧洲刚刚经历了黑死病的洗礼，人们对于非人的自然界生命充斥着恐惧。

首先，我们应该要理解的是，艺术创作是一种对情绪和印象的追逐，颜色在艺术作品中本质上是服务于艺术家对自身情感表达的工具。而艺术家的情感要传递给更多人并且得到理解，这种情感就需要扎根在社会文化的变迁之中。

认为颜色的意义来自于工艺加工技术的观点，例如认为人们对于绿色是有毒的这一负面印象来自于绿色颜料的生产过程中会不可避免使用毒物，其实本质上也是社会文化赋予颜色意义的一种体现。

然而将一个时期之下（题主提到了绿色有一段黑历史，这不仅仅只是达芬奇认为绿色有毒）整个社会中对于一个颜色的审美印象全部归因于美术作品中颜料生产里的技术工艺问题，却有以偏概全的嫌疑。

如果仅仅只是颜料工艺里的技术不精就可以影响到一整个历史时期里人们对于一种特定颜色的审美，那么为什么这种对于绿色有毒的印象却偏偏发生在中世纪末期这段特定的时间里呢？难道只有这个时候的绿色颜料是有毒的吗？难道同时期的其它颜料就没有毒了吗？为什么偏偏人们认为有毒的颜色是绿色而不是蓝色或者红色、黑色呢？

对于颜色的审美意义变迁应该结合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背景来综合看待，而不是简单归因于工艺上的是否有毒。

从物理学角度来说，颜色实际上是一种人脑中对于光所产生出来的主观印象。自然界有的只是不同频率和波长的光，物体本身并没有什么颜色可言。因此人对于颜色产生的所有印象，实际上也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对该类颜色物体的接触学习而来。

如果我们日常生活里经常接触的某类特定颜色物体给了我们一种一以贯之的印象，这种印象就会迁移到这种物体所具备的颜色上，最终通过在社会文化里人和人之间的互相交流学习，变成一种对该颜色的“象征意义”。

当我们看到这两张图片的时候，“蓝色”被和“天空”以及“海洋”联系在了一起。天空和海洋都是日常生活中我们有可能经常接触到的蓝色物体，它们都给人以一种“辽阔”的印象，因此这种印象也就迁移到了蓝色上，蓝色也就获得了“辽阔”的象征意义。

然而如果这种蓝色如果出现了变化，即使它仍然是蓝色（例如上面这张图片），但它已经足以让人意识到这种蓝色和来自天空或者海洋的蓝色出现了可辨识的差异，它也就不再给人以“辽阔”的印象了。

事实上，上面这张图片的蓝色是用计算机画图工具合成出来的纯蓝色（255蓝）。这种蓝色理论上在生活中我们几乎不会见到。因此它给人的恰恰不再是一种“辽阔”的感觉，而是一种非常突兀和不自然的不适感。这充分说明，人对于颜色的印象来自于对生活中长期接触该类颜色物体的印象迁移。颜色本身并没有意义。

绿色的确有生命、活力、繁衍、朝气等文化意义，但这种文化意义本质上是来自于我们对绿色植物的长期接触，这些意义来自于我们对于绿植的印象。

这也意味着，绿色所代表的生命和活力是绿植的生命和活力，是一种非人的生命力量，它和人类本身的生命力量存在一定距离。

为什么说它存在一定距离？因为人类在发明火以后，已经不会直接食用这些颜色鲜艳的绿色植物了！越是鲜艳的绿色，越是说明这个东西是生的，它不能吃！

黄色更加频繁被用来表现人本身的生命力和活力，这和大部分小麦、肉类、玉米等熟食在烹饪后都是黄色有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绿色的文化意义，取决于那一个历史阶段中人们对于绿植这类非人生命体的态度和印象。

为什么达芬奇说绿色是有毒的颜色？（大家可以参考这位答主对于绿色历史的一个梳理）

在帕斯图罗对于绿色文化意义历史的梳理中有提到，古罗马时期绿色被联系为蛮族、平民的颜色。这可能是因为，古罗马时期的文化话语权掌握在城市贵族手中，绿色的印象来自于绿植，而绿植通常不会出现在城市里，而是和乡村里的农民以及荒野中的蛮族联系在一起，绿色已经远离了城市贵族们的生活。这一时期对于绿色审美印象可以说反映的是城市贵族的视角和心理。

而到了中世纪早期，西欧的贵族们许多并不是如古罗马时代那样集中居住在大型城市中，而是住在了高高的城堡中。城堡最主要的意义是防御，它的军事战略价值比经济价值更重要。而一个有良好防御的城堡往往都坐落在地势险峻的山岭上，这样的山岭肯定都是远离市集，绿意盎然的。

于是绿植又重新回归了贵族们的生活。帕斯图罗将这种绿色文化地位的上升归因于贵族们对于“果园（orchard）”的热爱，而果园背后本身已经足以反应这个时期的贵族又重新恢复了对于绿植环境的亲近。

然而在中世纪末期，黑死病的到来改变了人们对于自然界非人生命的态度。没有人知道这场瘟疫究竟是从何而来。人们对于黑死病的恐惧开始迁移到各种各样的事物上，例如女巫、恶魔、魔鬼、老鼠、巫术、撒旦等。

这其中与绿色最密切相关的可能就是老鼠。我们都知道，绿色不仅仅只是绿植的颜色，同时也是发霉食物、疾病脓疮、尸体病变后的颜色，这些都和老鼠的出没以及黑死病的大流行息息相关。老鼠恰恰是黑死病在人类社会中大流行的关键性传播途径，鼠疫流行期间出没的老鼠可以说几乎如同降临的死神。人们对于瘟疫的恐惧也就以这种形式迁移到了绿色上，导致绿色在这一时期地位大大下降，甚至被认为“有毒”。

而随着黑死病的影响消退，工业革命的到来，城市化大规模发展，人们对于绿植的印象又一次击败了对于瘟疫的印象而成为了绿色的主要意义来源，绿色的地位再一次被大大抬高。这个时候的绿色作为一种城市工业的对立面，它成为了城市中人们对于自然、乡村、环保、健康等要素渴望的一种象征性寄托，被新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赋予了新的地位和意义。

如果梳理上面的发展和变化脉络，可以发现这种对于绿色的社会意义是随着社会经济生产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并且例举中的这些颜色意义的变化其实都是围绕着欧洲历史的发展而来，它几乎总是那一个历史阶段里掌握了文化话语权的人们生活方式的一个侧面。

这实际上也可能可以解释的是，为什么在不同的文明体系里对于同样的颜色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文化意义。古罗马将紫色视作最为尊贵的颜色，而同时期中国却将黄色视为最为尊贵的颜色。对于颜色意义的理解需要结合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以及文明体系来综合看待，尤其是要考虑到经济生产和当地文化主体阶层的生活方式，而不应该只是简单地片面归因于生产工艺上的细节。